1949年1月21日，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傅作义带领部队起义，接受了和平改编。那时，傅作义麾下的四位兵团司令分别是：第4兵团司令李文，第9兵团司令石觉，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，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。在这四人当中，孙兰峰与傅作义关系铁厚，在绥远率部宣布起义；侯镜如则是地下党员，担任第17兵团司令及津塘保安司令，92军接受了和平改编，侯镜如带领318师从塘沽逃向海南，最终在福州投诚。而另外两位，石觉和李文，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，拒绝了傅作义的和平改编提议，被傅作义送往境外，乘飞机离开了北平。 石觉，作为蒋介石的死忠支持者，在国民党军中名声虽不显赫，但绝非等闲之辈。中原大战结束后，汤恩伯升任第4师副师长兼第10旅旅长，石觉则被调至第四师第10旅，参战对抗红军，并逐渐成为汤恩伯的心腹，深得汤恩伯的信任。提到第4师，它可是蒋介石的王牌之一，培养了不少战将。比如关麟征、杜聿明、戴安澜等人，都曾在该师中担任重要职务，阵地上英雄辈出，风云变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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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觉的崛起离不开汤恩伯的提携与支持，但最终他也未能摆脱汤恩伯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汤恩伯因治军不严，且在河南一度成为地方百姓口中的“水旱蝗汤”，可见其声名狼藉。上海战役之后，汤恩伯接连败北，最终被蒋介石斥责为“不知羞耻”。由于汤恩伯的地位逐渐下滑，石觉也未能摆脱困境。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道，石觉本是最有希望的将领之一，但却被汤恩伯牵累，最终失去了指挥权，政治前途也因此断送。 石觉的经历复杂且充满波折，不仅曾四次入狱，还两度越狱，堪称西方化的典型将领。他的名字与“和尚”、“疯子”、“狐狸”等绰号息息相关，这些都反映了他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的特殊地位。而在抗日战争中，石觉更是被日军司令官誉为“支那虎将”，在国军的抗日阵营中堪称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。蒋介石的亲信与继任者，石觉的名字与国民党历史息息相关，但最终他依旧未能摆脱命运的波折与政治上的沉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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