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冯友兰收到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，信中邀请他前往台湾，并附带了一张飞往台湾的飞机票。然而，冯友兰选择了拒绝。他决定留下来，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，坚守在大陆。他最终将完整的清华大学交给了新中国，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教育的重建与发展。 时光荏苒，转眼来到了1950年10月5日。冯友兰刚刚度过了新中国的首个生日，内心充满了激动与期待。他怀着无比热切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表示自己决心改造思想，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并计划在五年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重新书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这封信，充满了冯友兰的真诚与希望。 然而，毛泽东很快给冯友兰回了信。信的内容简单明了，却带着一丝尖锐与冷静：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过去犯过错误，现在准备改正错误，如果能实践，那是好的。也不必急于求效，可以慢慢地改，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。这些字句让冯友兰的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疑问。他看到信中的像你这样的人，过去犯过错误时，不禁愣住了，而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句话，更让他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反感和不解。 他曾回忆道：心中有一点反感，我当时想，什么是老实态度，我有什么不老实的……冯友兰无法理解，为什么毛泽东会以如此严厉的口吻对待他。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，如梁漱溟、柳亚子等，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，亲切接待，那么为什么对他却如此冷淡？如果将老实态度理解为实事求是，那么这封信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，然而冯友兰显然感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与不解。 要理解这一切，我们需要回顾冯友兰的早年经历。 冯友兰，1895年出生于中国，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与教育家。1915年，他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，并成为了梁漱溟的学生。1919年，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后，获政府资助赴美留学，师从著名哲学家、胡适的导师约翰·杜威。1924年，他完成了博士论文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（又名《天人损益论》），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，这篇论文使冯友兰的名声大噪。 从此，冯友兰的哲学之路越走越宽广，成为了闻名海内外的哲学大师。1931年和1934年，他出版了《中国哲学史》上下两卷，标志着他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领域的泰斗。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不仅在国内广受推崇，也让他在国际哲学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。 特别是在西南联大，冯友兰与陈寅恪并肩而立，成为被视为仅有的两位大教授。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，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的代名词，而他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至今依然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之作。 然而，在动荡的民国时代，冯友兰虽然在学术上成就非凡，但在政治上却始终难以脱身。1935年，他从欧洲游历归来后，给学生做了一场题为《在苏联所得之印象》的演讲。冯友兰虽对马列主义兴趣不大，也不支持革命，但他却以学者的身份，对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形做了一些客观的介绍。没想到，这场演讲引起了国民党的关注，1935年11月28日，国民党派特务将冯友兰带走，作为政治嫌疑犯加以审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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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，冯友兰真正的失落自我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，是源自于急于求效的内心冲动。在那个充满动荡的时代，他的思想与行动也难免受到历史洪流的冲击与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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